为什么低于19.9元的电影票在全国消失了?

春节期间,无论在腾讯旗下的美团茅野、威朴和微信九宫格,还是在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电影、大麦网和支付宝平台购买电影票,无论在国内哪个城市、地点或影院规模,最低票价都是19.9元。

前几年,9.9元、8.8元甚至5元都失去了低价的春节门票。

为什么低于19.9元的电影票在全国消失了?2018年1月2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称,近日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透露,在春节期间,从新年第30天到第一个月的第15天(2月15日至3月2日),各大卖座方将联合限制全国影院的门票补贴(普通观众实际支付的部分)不低于19.9元。补贴的票数也有限制,每部电影不超过50万部。

所谓门票补贴就是对电影票的补贴。

电影院出售的门票有市场标准的最低票价限制,大概在25元到35元之间,但是观众可以在APP上购买超低票价的门票,比如8.8元到9.9元。

大部分差额由电影制片人或电子商务平台补贴给电影院。

那么,这份报告中的内部文件是企业之间的最高限价竞争协议,还是电影市场监管部门的市场干预?2018年1月30日,网易自主媒体平台网易第一号发布了《电子商务平台与电影响应监管机构:今年新年无补票大战》

其中披露了万达给新疆猫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信

根据通知,至少万达、迪达、中国电影、兴美、CGV、开心碧海、金艺和横店是参与限制2018年春节最佳价格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

然而,正是中国政府关于春节电子商务门票补偿的口头指导精神导致了这些影子投资公司达成共识。

这份通知在互联网上流传已久。无论是未上市的美国集团猫眼,已在深圳上市的万达电影、电影局,还是通知中提到的其他电影投资公司,都公开否认通知的内容。

2月12日,氪星等媒体转载的36篇报道透露,资深电影发行人高军向《国家商报》记者哀叹门票补贴是由几部中国新年电影决定的。

然而,它似乎没有约束力。每个人边说边打,边假装边说。

由此可见,限制票价补贴的具体措施和安排与几家中国新年电影发行商密切相关,但除了限制票价补贴和最低票价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竞争。

然而,过去三个星期限制票价补贴和最低票价的实施影响了相关电影和电影票的预售。

在这方面,反垄断执法人员是否应该介入调查?通过限制票价补贴来干涉最低票价合法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政府对电影票的定价权早已被废除。

然而,原本由电影投资公司和电影院控制的定价权,已经逐渐被阿里巴巴和腾讯投资的几个在线售票平台夺走。

然而,这些互联网公司获得电影票定价权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阿里巴巴和腾讯支持的电影票补贴实现用户分流。这种所谓的授权被用来排挤竞争对手,迫使大多数电影院瓦解自己的价格体系和会员制度,从而获得坚实的用户基础,并为参股或收购竞争对手创造更好的条件。

2012年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在《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门票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电影院、电影票、团体票等优惠票的价格不得低于电影院上市价格的70%。

当时,电影投资公司、电影院和网上售票平台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合并并不多,价格竞争令人鼓舞,因此折扣限制遭到了业界的抵制。

据《新京报》和其他媒体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反垄断局已就此事向电影局和其他机构寻求信息。

最终,2012年的电影票限制令被中止。

然而,由于直到2014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才应欧洲和美国商会的呼吁,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并开始披露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件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还无法通过公开信息确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否认定电影局指南草案构成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以及是否对执行限制令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和处理等。

在电影票限制静止的警告下,电影局应该意识到干预电影票价格是违反反垄断法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这种认识也可以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后续反垄断执法得到客观证实。

例如,2015年,国家发改委公开曝光云南电信局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中国铁通在云南开展资费折扣竞争的限制,并对参与抽奖的三大运营商进行了一至多少钱限制竞争的处罚。

如果电影总局再次以书面形式限制电影票价的竞争,势必会被国家发改委再次叫停,就像云南电信局在2015年限制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资费折扣竞争一样。

因此,本《通知函》仅提及电影总局关于除夕电子商务票补充的口头指导精神,未列出电影总局的书面文件。

然而,根据中国过去九年的反垄断执法实践,即使口头协议也可以被视为违反《反垄断法》,只要它们能够导致相关方实际限制竞争。

例如,NDRC系统地调查和处理了重庆庆阳组织的别嘌醇价格操纵案、国际航运企业汽车滚装业务价格操纵案、梅赛德斯-奔驰组织的江苏经销商限制新车最低转售价格案,均涉及各方通过口头谈判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

因此,在调查行政机关违反《反垄断法》第三十六条强迫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时,是否存在书面证据只是调查和取证的问题,并不影响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定性。

另一方面,在一家或多家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上下游企业总局关于新年电子商务门票补偿的口头指导精神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得出结论,电影局已经口头向相关电影放映企业发出了限制新年电子商务门票补偿的指导精神, 从而有助于形成新年前后19.9元的电影票销售最低价格联盟,严重制约了电影票的竞争。

据媒体报道,如果门票补贴由几家中国新年电影发行商决定,国家发改委也可以缩小调查范围,同时也有利于刺激不组织或强迫其他经营者参与门票补贴谈判的影院。根据《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他们可以自首,以换取罚款的减免。

当然,法律日报和自助媒体等媒体也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大力支持限制性票务补充。

原因是门票补贴会导致资本截留和对电影市场的控制,不利于电影业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电影的盈利能力。因此,只有限制门票补贴才有利于公平竞争。

据微信公众号节目以外的统计,尽管2017年对门票补贴没有限制,但除了四家影院的票房略有下降外,大多数影院的票房均同比增长。

红鲫以38.2%的增长率位居第一,而中国电影数码、太平洋、陆地和华夏联合公司的同比增长率也超过20%。

在过去的五年里,尽管票房竞争激烈,万达的票房还是增长了1.8倍,内地增长了3倍,中国电影增长了6.3倍,中国联合集团增长了11.2倍。

因此,很明显,影响医院线路利润的主要因素不是机票补贴。

电影院平均数量的下降和单屏产量的下降应该更多地与近年来相关上市公司追求业绩所导致的全国范围内屏幕数量的快速增长有关。

然而,与往年通常的9.9元或更低的票价相比,通过门票补贴限制将新年电影的最低票价锁定在19.9元显然不利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往年过年观众选择观看电影时只看重区区10元左右的价差,而根本不考虑影片口碑,完全忽视陪亲朋好友观看烂片的机会成本、交通成本。此外,没有证据证明,在过去的几年里,当观众在春节期间选择看电影时,他们只看重10元左右的差价,根本没有考虑到电影的口碑。他们完全忽略了陪亲戚朋友去看糟糕电影的机会成本和交通成本。

尽管门票补贴有限,但已经渗透到电影制作、发行、电影和票务领域的互联网巨头仍然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优先推广他们参与的电影。

仅仅限制门票补贴并不能给小电影和小电影在电影院带来同样的竞争机会。

谁是限制性补票后最大的赢家?据2月1日相关报道,阿里影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范璐元表示:淘宝电影今年春节假期的票价不会低于19.9元。

然而,门票补贴的整体实力不会减弱。在通过支付宝和淘宝购买电影票的所有渠道中,电影观众肯定是最受欢迎的。春节假期后,淘宝电影将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吸引更多用户,网上售票市场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可以看出,阿里巴巴支持19.9元的新年电影票最低价格。

这显然不符合其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和吸引更多用户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阿里巴巴仍然接受19.9元的最低电影票价?也许第一个原因不是最近才被曝光的国家局关于元旦电子商务票务补充的口头指导精神,而是在今年的元旦期间,淘宝影视参与了三部电影《捉鬼2》、《唐人街侦探2》和《西游记的女儿国》的制作和发行。阿里巴巴投资的博纳影业也启动了红海行动。

对阿里巴巴及其投资企业来说,将新年电影票的最低票价限制在19.9元或以上显然是最经济的。

然而,这可能不是电影业支持国家行政部门关于春节电子商务补票的口头指导精神的唯一原因。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近年来票务平台的频繁整合和交叉持股:2015年3月4日,阿里巴巴投资24亿元人民币,成为其第二大股东;2015年10月9日,未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阿里巴巴投资的美国集团和腾讯投资的舆论宣布合并。2015年12月17日,腾讯未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与万达和文图拉的显微成像和在线售票平台格瓦拉合并。2016年5月28日,未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瑞媒体以23.83亿元现金和23.99亿元股份交换了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在线票务平台猫眼电影57.4%的股份。2017年3月21日,阿里巴巴未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就收购了大麦网。2017年9月21日,未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阿里巴巴股份所在的雷媒体和腾讯股份所在的美国集团通过共同控制的猫眼电影(Cat’s Eye Film)收购了腾讯、万达和文创投资的微电影票务代理业务,该业务复制了腾讯将派牌出售给京东、苏硕出售给搜狐搜狗、一龙出售给携程并收购买方股权的交易模式。

2018年2月5日,阿里巴巴和风投控股成为万达电影公司的第二大和第三大股东,并承诺将其在万达电影公司的股份锁定至少两年。

这种股权参与模式将使万达的电影和影院难以与阿里巴巴旗下由阿里巴巴和腾讯投资的阿里影业和华谊兄弟竞争。

经过一系列并购后,瑞恩、美团、腾讯、万达和空闻占据了猫眼光刻50%以上的市场份额,阿里巴巴在淘宝电影的份额也超过了20%。

如果我们考虑到格瓦拉、大麦网和万达电影这三家公司合并后的股份,这些交叉持股售票平台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超过70%。

如此高的份额更多的是通过资本交易实现的,而不是所有的资本交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企业创新获得。

2017年底制作或发行的9部除夕电影都有上述企业。

这无疑是国家电影管理局在2012年取消电影限售令时所没有的市场模式。这也是几个中国新年电影发行商可以根据国家电影总局关于中国新年电子商务门票补偿的口头指导精神,讨论门票限制和补偿的决定的前提。

像出租车平台、汽车平台、团购、外卖、在线旅游等市场一样,资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已经从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机票补贴战转变为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交叉持股和利润分享。

因此,主张限制门票补贴以降低资本对电影市场的影响,不是痴心妄想,就是蒙古老百姓。

期待世贸组织在2018年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两年期审查。

在过去九年半的时间里,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并购都没有经过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审批。国家发改委是否敢于破例补充互联网巨头的限制性投票,无疑也是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2014年3月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反垄断局前局长徐坤·林(音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将关注打车软件竞赛的后续发展。如果这种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反垄断机构将进行调查和惩罚。

如果打车软件公司在通过低价倾销击败竞争对手后主导市场,然后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反垄断机构将对其进行调查和惩罚。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2015年3月22日的中国(深圳)信息技术领导人峰会上,马花藤表示,事实上他和马云很久以前就已经达成共识,没有必要继续战斗,但他们仍在为对方而战,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再战斗三个月。

可以看出,滴滴和蒯迪合并前2014年上演的补贴战是腾讯和阿里巴巴操纵的结果,但至今尚未根据《反垄断法》进行调查和处理,该法已经超过了两年行政处罚的追溯限制。

如今,在2014年滴滴和蒯迪合并之前的补贴战爆发四年后,在线售票平台和电影院通过多年的门票补贴、促进交叉持股和并购来提高票房,转而组织团体限制新年门票补贴,并设定统一的最低票价。最高限价竞争无疑将成为国家发改委面临的一个老命题和新考验,值得全国消费者等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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